“阿丕”这个昵称，称的是曾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陈丕显同志。这一声亲切的“阿丕”，很多人说是毛主席和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新军部政委的刘少奇同志叫响的，这自然很有道理；同时也有考证，说是在那之前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就有一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农家妇女就这样叫起过。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我们从陈毅元帅那时写下的《赣南游击词》和《梅岭三章》中可以想见。而在当时敌军对油山游击区的重重围困之下，冒着无时不在的生命危险，天天上山送情报、不时进山洞精心照料受伤的陈毅、项英及陈丕显的，正是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她没留下原名，只知道姓陈，陈毅亲切地叫她“咱陈家妹子”，她则将陈丕显当作“阿丕兄弟”——是啊，在她眼里，共产党就是“兄弟”。后来这位“陈妹子”被捕，无论是毒刑拷打，还是长期监禁于大余的黑牢，长期为党传递文件的“陈妹子”对于陈毅等人的去向，永远都是三个字——“不知道”……
数十年过去，陈丕显始终没有忘记陈妹子。1978年，刚刚出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在上海出版的书籍和《文汇报》上，发表《弥天烽火举红旗》的长文，其中特地述说了当年“陈妹子”这个“二十五六岁的交通员”的英雄事迹。陈丕显说，“他（她）们大多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而又机智、勇敢，对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漫长的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中，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动人事迹，是数不尽说不完的。”
后来赣粤两省闻讯找到“陈妹子”，她兴奋地说，“阿丕派人来啦”，并托人给陈丕显写了信。“阿丕”又回信予她，并着手安排她来京相聚……
“陈丕显寻人”的故事，再次演绎了陈毅在赣南山中写下的“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那种党和人民之间“过了命”的生死血肉关系。我们党“打天下”和执政，靠枪杆子“打下来”也好，在天安门上宣布亿万人民“站起来”也好，像“春天的故事”那样改革开放“富起来”也好，所有一切靠的都是在党发动、组织和领导下亿万人民的壮烈牺牲和长期奉献，所有这些都来自人民群众的拥护、满意和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时，游行群众经过天安门城楼时，“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毛主席则向广场上的群众大声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这不是一种“伟大谦逊”，而是党所坚定秉持的唯物史观。
我们不要忘记，在胜利16年后，毛主席对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说，战争年代如果不同老百姓紧紧抱在一起，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不要忘记，从大别山到北京，邓小平同志反复地说，“我们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更不要忘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员干部才应成为“最好的公仆”，也应当像陈丕显那样数十年过去还对当年无名英雄交通员们念念不忘，这是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道德和良心的底线。
说到“感情和良心”，还有一个例子。在如今以旅游著称的张家界市下属桑植县，这个当年只有十万人口的小县，竟有数万子弟跟着贺龙参军扛枪闹革命，光一个南昌起义中，就有三千桑植子弟，而这“出去”的数万农民青年，绝大多数牺牲在战场上。1955年大授衔，桑植籍的廖汉生因战功赫赫，原拟授上将，但因名额和比例关系，要减少名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的罗荣桓来商量，贺龙立即决定“拿自己人开刀”，把廖汉生降为中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汉生无条件接受组织安排，几十年一直是中将。
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那次“降衔”以及过往一切，他表示，那么多乡亲牺牲了，心中承载的那份感情债几十年未曾释怀，那无数无声无息的离去，至今压在心中……
是啊，在这份“感情债”面前，军衔又算得了什么？这正如曾经数次“让衔”的许光达、徐海东、徐立清将军等人所表达的，在人民群众和身边战友们的舍命牺牲前，如果还为肩上的军章耿耿于怀，“良心”何安！
这不是普通的“感情论”，也不是传统的“良心说”，这是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和道德良知，关系到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的根本性命题，这是从“陈丕显寻人”到“廖汉生感情债”中蕴含的深深哲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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